祭韩吏部文

刘禹锡

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典训为徒，百家抗行。当时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为敌盖寡。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权豪来侮，人虎我鼠。然诺洞开，人金我灰。亲亲旧尚，丹其寿考。天人之学，可与论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谁？岂天与人，好恶背驰？

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闲。赞词愉愉，固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逸数字。

岐山威凤不复鸣，华亭别鹤中夜惊。畏简书兮拘印绶，思临恸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来。

《祭韩吏部文》是刘禹锡为悼念韩愈所作的祭文，字里行间既饱含对韩愈文学成就、人格品格的极致推崇，更凝结着二人半生同道、相惜相知的深厚情谊。要理解这篇祭文的分量，需先锚定刘禹锡与韩愈交往的核心脉络 ——基于古文运动的文学同盟、历经宦海沉浮的精神知己、兼具师友之谊的学术伙伴，再结合文本细节逐层解析。

一、交往背景：中唐文坛与宦海的 “同道者”

刘禹锡与韩愈的交往贯穿中唐核心时段，其情谊建立在 “文” 与 “志” 的双重共鸣上：文学同盟：古文运动的核心推手

中唐骈文僵化，韩愈率先举起 “古文运动” 大旗，主张 “文以载道”；刘禹锡虽以论说文见长，却始终是这一运动的坚定响应者与实践者。二人早在贞元中后期结识（韩愈生于 768 年，长刘禹锡 8 岁），彼时韩愈已崭露头角，刘禹锡初入仕途，便因共同的文学主张结为挚友，常切磋文道、砥砺文风。

宦海知己：共历时代波澜的守望者

二人同历贞元、元和、长庆三朝，见证了中唐的藩镇割据、政治革新与党争倾轧。虽永贞革新中刘禹锡是核心参与者（“二王八司马” 之一），韩愈未直接卷入，但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遭长期贬谪，韩愈亦曾因直谏被贬（如因谏迎佛骨贬潮州），相似的 “直道而事人” 的仕途遭遇，让他们对彼此的坚守多了一份深刻理解。

师友相济：学术与人格的相互映照

韩愈的文学成就与人格魄力对刘禹锡影响深远（文中 “开我混沌” 可证），但二人绝非单向的 “师与生”，而是 “持矛举楯” 的平等切磋者，这种 “亦师亦友” 的关系，让祭文的情感更显真挚厚重。

二、文本解析：以情谊为轴，写尽 “夫子” 一生与二人相知

祭文可分为 “颂其功”“忆其交”“恸其亡” 三部分，每一部分都与二人的交往细节深度绑定。

（一）开篇颂功：既是文坛共识，更是知己的精准定位

祭文开篇以 “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 起笔，以 “太华” 喻韩愈的独一无二，直接奠定其 “中唐文坛领袖” 的基调 —— 这并非泛泛之誉，而是刘禹锡作为 “亲历者” 的切身体会。

“贞元之中，帝鼓薰琴…… 鸾凤一鸣，蜩螗革音”：贞元年间是韩愈文学地位确立的关键期，也是刘禹锡与他初识、同游文坛的阶段。刘禹锡亲眼见证韩愈从 “幽谷”（未显之时）升至 “高岑”（文坛核心），以 “鸾凤” 喻其文声压倒 “蜩螗”（平庸文人），恰是对二人早年文学交往中，韩愈 “开风气之先” 的真切回忆。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 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写韩愈执掌文坛话语权三十余年的盛况。作为古文运动的同道，刘禹锡自身便是这一 “文柄” 下的受益者与参与者 —— 他的《天论》《陋室铭》等名篇，均暗合韩愈 “文以载道” 的主张，此处的称颂，亦是对二人共同推动的文学革新的自我认同。

“权豪来侮，人虎我鼠。然诺洞开，人金我灰”：称颂韩愈的人格 —— 不畏权豪、重诺轻财。这并非虚赞：韩愈曾因反对藩镇割据、谏迎佛骨触怒权贵，而刘禹锡被贬二十余年仍坚守气节，二人在 “刚直” 品格上高度契合，这份称颂实则是 “知己识知己” 的共鸣。

（二）中段忆交：师友切磋的核心记忆，情谊的灵魂所在

这一段是祭文最动人之处，直接切入二人交往的细节，堪称 “半生相知的缩影”：

“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闲。赞词愉愉，固非颜颜。”

“常操利刃，开我混沌”：这是刘禹锡对韩愈 “师友” 角色的直接定义。早年刘禹锡虽有才情，但文风或未脱青涩，韩愈以其犀利的文学见解（“利刃”）点拨他的思路（“开混沌”）。这种 “启蒙” 式的影响，是二人情谊超越普通文友的关键。

“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这是对二人文学特长与交往模式的精准概括 —— 韩愈擅长叙事议论（“子长在笔”，以司马迁喻其笔法），刘禹锡擅长哲理论辩（“予长在论”，如《天论》的思辨）；二人常相互辩论（“持矛举楯”），却谁也难不倒谁。这种 “平等切磋” 而非 “单向附和” 的交往，恰是文人挚友的理想状态。刘禹锡晚年回忆此事，仍带着对 “棋逢对手” 的怀念。

“时惟子厚，窜言其闲”：引入柳宗元（子厚），勾勒出中唐文坛 “韩、柳、刘” 核心朋友圈的画面。三人曾同游、同论、同忧，柳宗元被贬后，二人仍通过书信维系情谊，此处提及子厚，实则是对三人 “共历风雨的青春” 的集体追忆，让这份情谊更显厚重。

“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写三人论辩的深度 —— 从远古（羲农）谈到当下，最终归于 “道” 的核心，刘禹锡对韩愈的见解 “服之无言”。这既是对韩愈学术水平的推崇，也是对三人 “以文论道” 的黄金岁月的怀念。